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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山法钦与牛头禅之特色
 

王公伟

内容提要:法钦,唐代着名僧人,径山禅的创立者。法钦的禅法特色有两点:其一事主张摆脱语言文字的羁绊,其二是主张顿悟,反对渐修。法钦禅法的这一特色是牛头宗法融以来的传统,牛头宗的禅法则是中国江东佛教的余音,与魏晋玄学关系密切。同时,牛头宗的禅法也具有鲜明的顿悟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禅宗最早的南宗。

关键词:禅宗  牛头禅  径山禅  法融  法钦  

法钦(713——792),唐代着名的僧人,也是中国禅宗牛头禅的最后一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僧人。法钦早年追随牛头禅的大师玄素法师学习禅法,后来在径山立足。经过艰苦的耕耘,最终在上层王室贵族和下层民间百姓都得到了认同,成为一代高僧。法钦所创立的禅法,被后人尊为径山禅。同时,法钦所种植的茶树和所产茶叶也广为流传,成为中外驰名的径山茶。

法钦,俗姓朱,江苏昆山人。法钦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家族是儒学的信奉者。因此,法钦从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走的是传统科举之路。法钦28岁那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在去往京城的途中,经过江苏丹徒,遇到了牛头宗的玄素法师,法钦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弯。在这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法钦与佛教的因缘,但是与玄素法师一见面,就决定了法钦以后的生命历程。玄素法师见到法钦,认为他具有成为一代高僧的根机,应该出家为僧,而不是追求转瞬即逝的人间繁华富贵。据史料记载,玄素对法钦说:“观子神府温粹,几乎生知。若能出家,必会如来知见。”在玄素的劝导下,法钦便追随他出家为僧了。由于法钦受过完整的儒学教育,具有很好的文化基础,故学习佛法很快。不久,就掌握了佛教理论的基本内容,只需要不断的历练。于是法钦便辞别玄素,到外地游历。在法钦出发之前,玄素告诉他,如果遇到有“径”字的地方就可以安顿下来。后来,法钦到了杭州天目山一带,向人问路,才知道自己所到的地方叫做径山,正符合玄素所说“径”的要求。于是便在径山停下来。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了一座小小的寺庙。天宝二年(749),法钦在龙泉寺法仑和尚处受具足戒。从此之后,法钦就以径山为安身之地,开始修行传法。由于法钦修为很好,所以,很快在当地有了影响。临海县的县令听说法钦在径山,便赶来相见。见法钦法师生活很艰苦,住的庙也很小。既不利于生活,也不利于传法。于是便将自己的别墅奉献给法钦作为寺院。这样一来,法钦的条件才有了改善。当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他学习佛法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远在京城的皇帝也听说过法钦的事迹。于是在唐大历三年(768),唐代宗专门派人请法钦到京城,并向他请教佛法,同时为了表示对法钦的尊重,还赏赐了很多的财物,安置法钦住到京城着名寺院章敬寺。京城百姓听说法钦到京,纷纷到法钦住所请教佛法,“自王公逮于士庶,其旨者日有千人。”唐代宗很欣赏法钦,向慧忠法师透露准备赏赐法钦名号。慧忠法师也是牛头禅的传人,在皇室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也很欣赏法钦,认同代宗的想法。于是法钦被唐代宗赐以“国一大师”的名号,一时名声大噪。唐德宗建中初年(780),法钦在杭州主持龙兴寺。贞元五年(789),唐德宗派使者慰问他,并赏赐了一批财物。法钦虽然平时寡言少语,但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径山,跟他学习佛法的王公贵族数量却很多,如相国崔涣、晋国公裴度以及陈少游等人。贞元八年(792),法钦在径山去世,享年79岁。唐德宗赐法钦谥号为“大觉禅师”。法钦的弟子很多,比较知名的有实相、常觉、崇慧等人,径山法脉一直流传很久,后来汇入到慧能的南宗禅洪流中。

法钦一生着述很少,平时也不多言,因此,流传下来的法钦的着述不多。虽然如此,但现有的资料答题还是可以反映法钦禅法的基本特点的。法钦的禅法与牛头禅一脉相承,变化并不大。因此,我们可以从牛头宗的禅法来探讨法钦的禅法。我们知道,法钦的授业老师是牛头宗的玄素法师,玄素的思想源头则是牛头宗的初祖法融法师。所以,我们可以结合法融的思想探讨法钦的禅法。

所谓牛头宗是禅宗的一种,一般认为是兴起于江东地区的一个佛教教派。按照牛头宗自身的说法,法融是牛头宗的创立者也就是初祖,后来智岩、慧方、法持、智威、慧忠等祖师沿袭不断,形成了牛头宗的祖师传承系统。事实上,牛头宗的这六位祖师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师徒关系,甚至有的根本没有关系。牛头宗之所以将他们放在一个祖师系统中,基本上是基于地缘的因素,即他们都是属于广义的江东佛教的范围。所谓江东是沿袭三国以来的说法,其实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魏晋时期衣冠南渡,南京成为整个南朝的首都。同时,经济上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着名的魏晋玄学就是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后来,佛教进入,与玄学结合,形成了玄学化的佛教,佛教的义理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依托发达的寺院经济的义理型佛教得到了高度发展。但是,隋代统一中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重新回到了北方。原先的高僧大德和义学大师纷纷到北方发展,繁荣的江东佛教局面一落千丈。这种情形却为不依靠寺院经济的禅学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牛头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因此,虽然牛头宗是禅学,但这种禅学却有着江东佛教的传统,更深入地说是玄学的传统,它与中国佛教原来的禅法理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点,从牛头宗的祖师人员的构成大体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牛头宗的祖师法融、慧方、玄素,都是润州延陵人;法持、智威是润州江宁人,而慧忠是润州上元人。作为玄素的得力弟子法钦是昆山人。因此,可以这样说,牛头宗是以江东佛教为学术背景,以江东地区僧人为主体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禅学宗派。

为了取得更大范围内的认同,牛头宗认为他们的禅法也是源自于达摩的禅法,甚至还有道信与法融相互见面以及道信认可法融的传说。实际上,牛头宗与达摩禅还是具有很大的区别的。

达摩到了中国之后,先与梁武帝不谐,后到嵩山少林寺,并创造了达摩禅法。达摩的禅法,从遗留下来的达摩着述可以一窥究竟。一般认为,达摩的《二入四行论》可以反映达摩所传禅法的基本思想。在《二入四行论》中达摩写道:“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凡圣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若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他,凡圣第一,坚住不移,更不随言教。此即与真理冥符,无忧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行入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为四行?一者抱怨行,二者随喜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很明显达摩的基本主张是认为众生都具有佛性,只不过被外界的因素所染污,因此,这一真性(佛性)不能得到彰显。所以,要通过四种基本的修行方法来克服外界染污,以达到最终觉悟。应该说,达摩的这一思想基本上是般若系统的,没有太多的突破。后来,到道信的时候,提出安心法门,进一步发扬了达摩的禅法,“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 道信禅师的这种说法,也没有突破达摩的教导,不过重点落实在具体的修行上,如何安心成为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达摩所传禅法,就是一种不断去除染污的法门,从修行上说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渐修道路。这一点,甚至到五祖弘忍时也是如此,“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禀蕲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诰?答曰: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也就是说被神会等人判为渐门的神秀等人,自认为他们继承的是弘忍的禅法,事实上也是如此。不过,神会等人认为弘忍的宗旨是顿悟而不是渐修,因此,主张顿悟的慧能才是弘忍的东山法门的真正的继承者,也就是六祖。当然,神会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基本的倾向上看,神秀的法门虽然是渐悟,但也是继承了弘忍的教法乃至上承达摩的禅法的。也就是说,从达摩到神秀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走的渐悟道路。由于神秀的影响力和地位,使得渐修的方式一直是禅宗的主流,而主张顿悟法门的慧能并不被人所知。直到安史之乱之后,经过神会的不断努力,慧能的顿悟法门才被人所知,慢慢的慧能所代表的禅法才被人称之为南宗,而神秀所代表的禅法称为北宗。从此以后,南宗才成为中国禅宗的代言人。

牛头宗承认达摩的地位,但是其禅法却与达摩的禅法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牛头宗的创立者法融的思想一探究竟。法融的禅法内容虽然很多,但要点无非两个:一个是本来无事,一个绝观忘守。所谓本来无事,是针对将修行过于执着的弊端而言的,“牛头宗意者,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迷之为有,即见荣枯贵贱等事;事迹即有相违相顺,故生爱恶等情。情生则诸苦所系,梦作梦受,何损何益。有此能了之智,亦如梦心,乃至设有一法过于涅盘,亦如梦如幻。”这就是说,牛头宗的宗旨首先是要明确诸法如梦,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不具有任何的永恒性和实在性,本身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主体的心和客体的境都是一种寂灭的状态。但是,如果对这些梦幻泡影的存在执着,那就会产生草木的枯荣人间的贵贱等世俗的观念。大事小情的变化不测,也就产生了爱恨情仇,这样人也就被诸苦所纠缠。因此,必须认识到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这样才能体会到本来无事庸人自扰。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才能“既达本来无事,理亦丧己忘情。情忘即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此以忘情为修也。”如果众生能够明了本来无事,那就应该进一步做到丧己忘情。所谓的己和情,都是人对自身的执着,这种执着也是不利于修行的。情是诸苦的根源,如果能够忘情那就会解除一切苦厄。当然,忘情首先还要去我,没有了我,情自然也就不存在的。既无我也无情,当然达到一种与天地共生的状态。很明显,法融的这一思想与魏晋玄学的思想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魏晋玄学从王弼嵇康到郭象等人,虽然主张各有不同,但在基本精神上则是一脉相承,那就是秉承自然之道,不应该干涉世界上的一切,也就是道家的顺其自然。这种思想与佛教的般若空的思想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因此,佛教为了传播的方便,有意识地模糊佛教的“空”与道家的“无”的差别,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玄学化的佛教。当时的佛学大师无一不是玄学名家,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法融的“本来无事”的观念也就不奇怪了。“绝观忘守”是法融禅法另一重要内容。观就是观法,也就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通过观来考察世界,进而了悟佛教的真谛。所谓守,就是要有所坚守。守的是什么,守的是清静无为的心。但是,由于外界的染污,我们的清净心经常被染污,所以要不断打扫。要观要守,自然就是有所坚持,表现在修行上就是渐修。而法融的“绝观忘守”绝然不同。在法融看来,根本就不需要观和守,简单地说不需要什么观,也不须要坚守什么。为什么,观是什么,观就是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实际上是没有万事万物平等的体现。实际上,根本不须要观,眼前的一切就是佛法,不须要特意的区别。既然眼前的一切都是佛法,或者说佛法皆是道,道即是自然,那么,我们坚持平常心就可以,根本不必要一定坚守什么,所谓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当然,法融的这两种观点是基于他对“心”的认知,“问云:何者是心?答:六根所观,并悉是心。问:心若为?答:心寂灭。问:何者为体?答:心为体。问:何者为宗?答心为宗。问何者为本?答心为本。”心是什么,心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心的表现是什么,心是处于寂灭的状态,没有造作。心是一切的根本,没有心就没有一切。显然,在法融的思想体系中,主体的心是第一位的。世界上的一切烦恼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人的心的主体的作用。因此,要进行修行,也就是要去除烦恼,根本不需要按部就班地学习所有佛教理论。其实,觉悟与否就在一那间。主体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因此,法融的这一思想只能是顿悟而不可能是渐修。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融的禅法才是真正的南宗禅的创始者。法融对心的极端重视,决定了其修行方式与传统的渐修的道路不一致。由于要改变的是心,也就是我们的认识主体,很明显,这种改变只能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对外界万事万物的认知,不断积累,最终明确心的主导作用,这就是渐修。另外一种就是直截了当改变对心的认知。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通过具体的按部就班修行,而是另辟蹊径,旁敲侧击,改变人的常规思维习惯,进而做到觉悟。这种方法当然是事半功倍,但难度也很大,对人的根机要求很高。法融所开创的这一顿悟的传统,被后来的牛头宗的传人所继承。法钦作为玄素的弟子,当然也不例外。

玄素(668——752)。俗姓马,也被人称为马素、马祖。玄素的禅法是是从牛头山幽栖寺智威禅师所学,因此玄素的禅法与牛头禅是一致的。玄素参禅参是“观法无本,观心不生”。此外,玄素对于佛法的教义也比较灵活。比如,玄素在京口(镇江)的时候,有个屠户请他到家里接受供养,玄素丝毫没有芥蒂,应邀前往。别人感到疑惑,玄素解释说:“仁与不仁,皆同佛性”,并不因为是屠户而否认其有佛性,所以,玄素“诸佛所度,我亦度之。”

玄素的这种思想自然也会影响到法钦,而法钦一生除了跟随玄素学习佛法之外,几乎就没有再跟其他法师学习过。后来,法钦到了径山,一直是依靠自己,并无什么名师指导。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法钦的思想的基础应该就是玄素所传的牛头禅法。事实上,从现在所留下来的法钦的着述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法钦的禅法,其要点如下:“法不外来,本同一性,惟佛与佛,转相证知。其传也,无文字语言以为说;其入也,无门阶经术以为渐。语入梦境,得自本心。”这段话虽然字数不多,但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首先,是对佛法的根本看法。在法钦看来,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我们的本心。每个人都具有佛性,也就是成佛的根据。但是,只有真正成佛才能证得这个佛性。很明显,法钦对佛性的认识是在整个达摩以来的禅宗的体系内的,并没有什么越轨之处。其次,佛性是人人本具的,因此,无法也无需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这一点,在法钦身上确实是非常典型的。人人都有佛性,这个佛性只能靠人的觉悟,语言文字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平时,法钦很很少说法,人们看到的法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如法钦在京城的时候,“司徒杨公绾,情游道枢,行出人表,大师一见于众,二三目之。过此默然,吾无示说。杨公亦退而叹曰:‘此方外高士也,故当顺之,不适羁致。’”再次,觉悟并没有一定的门径,也就是说,法钦不认为对佛法的领悟可以依靠渐修做到。那怎样才能做到,修行是没有定法,全靠人的悟性。“有僧问:如何是道?师云:山上有鲤鱼,水底有蓬尘。”“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汝问不当。曰:如何得当?师曰:待吾灭后即向汝说。”从表面上看,法钦的回答简直是牛唇不对马嘴,是答非所问,事实上,这正是法钦的教人方式,通过启发的方式,截断众流,打破人的常规思维,从而获得觉悟。应该承认,法钦的这一做法与当时南宗禅的很多做法是一致的。法钦虽然交游不多,但却与当时的江西马祖道一有一定的联系。据僧传记载,又一次马祖道一派人给法钦送信,信上画一圆相,别无他物。法钦便在这个圆相中划了一划,便让来人带回。后来马祖的弟子智藏问法钦:“十二时中,以何为境?”法钦也不正面回答,只是对他说,这个事情应该去问慧能。

对于法钦而言,所在的杭州,虽然还是江东佛教的辐射范围,但已经远离了佛教的中心洛阳和长安。因此,法钦在径山早期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初大师宴居山林,人罕接礼。”只是在后来,受到皇帝的征召,法钦才名声大振,“及召赴京邑,途经郡国,譬若优昙一现,狮子声闻。光赴响者,毂击肩摩;投衣布金者,邱累陵聚。”这对于一般的僧人而言,当然是好事。但是,法钦的兴趣并不在此。同时,这也与法钦的主张不一致。所以,繁华之后,法钦还是要回归平淡。因此,最终法钦还是回到了远离佛教中心的径山。法钦的这一做法,非但没有降低其影响,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远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了佛学中心,就能够使人少受荣华富贵的诱惑,从而专心修道。没有了世俗的喧嚣,寺院重新回归宁静与安详。这种情形带来了另外的效应,那就是对失意的士大夫和退隐官员的吸引力。远离了政治中心的士大夫,大多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了前途,他们只能寄情于山水。因此,处于杭州的径山寺院,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同时,江东几百年的文化积淀和魏晋玄学的熏习,自然使他们对玄远空灵的理论兴趣大增。而法钦的禅法又是秉承的顿悟为主的牛头禅,这自然为士大夫所欣赏。所以,径山寺就慢慢成为文人士大夫经常往来的地方。国内外有名的径山禅茶就是在这种情景下产生的。茶相对于酒,文人的气息更为浓厚一些。士大夫来到径山寺,目的是聊天参禅,并不是来学习枯燥的佛学经典的。但是,他们对于佛教的的超尘脱俗还是有一定的兴趣的。因此,一边喝茶,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一种很风雅的事情了。在这种气氛下,并不须要多说什么,佛教的境界自然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径山茶就成为士大夫修心养性的一种外在的表征了。当然,从法钦的角度而言,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法钦虽然名声很大,但是,相对于慧能所开创的南宗禅这时的牛头禅已是落日的余晖了。从顿悟这一修行法门而言,法融的牛头禅比慧能更有资格称为南宗。因为,从时间上看,法融与道信是同时代的人,而弘忍比法融要低一辈,慧能更是要低两辈。但是,牛头禅毕竟是偏暗一隅的江东佛教的产物,相对于门徒遍天下的慧能禅而言,影响力是万万不及的。本来,南宗禅如何发展是南宗禅的问题,牛头禅不应该受其影响。但是,事实却非如此。这是因为牛头禅的修行方式和主张与南宗禅太接近了。因此,随着南宗禅的兴盛,与其近似的牛头禅就慢慢堙没不闻了。当然,牛头禅也不是没有做过抗争,牛头禅的祖师传承体系就是这种抗争的表现。牛头禅的祖师传承与南宗所传说的传承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南宗禅特别是神会为了将慧能的禅法提升为禅宗的正宗,为禅宗确立了师徒相传的道统。这个道统就是从达摩开始,到五祖弘忍,然后产生了分歧。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这种说法,因为神秀的禅法正如日中天,神秀似乎也没有将自己上升为祖师的做法。但是,神会则是严格的排他性,坚决不承认神秀在禅宗系统中的正统地位,所以开始鼓噪禅宗的正宗问题。以后,由于势力的扩大,慧能的六祖地位被确立。当然,由于分歧太大,六祖之后便不再有七祖的共识了。在这个系统中,根本是没有牛头宗的地位的。作为江东佛教的继承者,牛头宗必须在禅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他们也仿效神会等人的做法,将法融确定为牛头宗的初祖,然后依次传递,最终也产生了六代祖师。与南宗禅不同,牛头禅不是将达摩作为初祖的,而是将法融作为初祖。如果也将达摩作为牛头宗的初祖,那么牛头禅就不是六代祖师而是九代十代祖师了,这自然显得比南宗禅更源远流长。但是,无论牛头禅如何努力,南宗禅的影响是不可遏止的,最终牛头禅就消失在南宗禅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中外闻名的径山茶还悠悠不绝,依稀可辨牛头禅往日的荣光。

 

(王公伟,博士,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wanggongwe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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